作者简介

孙福全，科学技术部二级研究员，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原副院长。研究方向为科技规划与战略研究、科技政策研究，主要著作有《产业结构调整微观论》、《主要发达国家的产学研合作创新》（合著）、《产业共性技术研发组织与基地建设研究》（合著）等。

摘要

当前，做强国内大循环在科技创新领域还面临卡点堵点，主要表现为高质量科技供给不足、重点产业链存在“卡脖子”风险，科技产业金融融合不深、新质生产力形成受阻，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一体化不足、人才链与技术链产业链脱节，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不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薄弱等。究其深层原因，主要包括大国科技竞争加剧、科技创新体制机制障碍、创新生态不完善等。打通科技创新卡点堵点，需采取超常规举措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深化科技产业金融融合，形成良性循环，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大基础前沿研究投入，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持续优化创新生态，营造良好创新创业氛围，从而强化科技对国内大循环的支撑作用。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指出：“做强国内大循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中进一步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坚持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形成强大国内经济循环体系，以国内循环的稳定性对冲国际循环的不确定性。”当前，我国正处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时期。国内大循环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战略基点，其畅通与否直接关乎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乃至国家经济安全和核心竞争力，因此，做强国内大循环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中之重。我国具有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整的产业体系优势、丰富的人力资源优势以及日益增强的科技创新优势，为畅通国内大循环奠定丰厚的物质技术基础。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做强国内大循环依然存在思想观念、体制机制、市场体系、创新能力、外部环境等卡点堵点，其中科技创新能力不足尤其是原始创新能力不足，是制约国内大循环畅通运行的突出障碍之一。本文总结我国依靠科技创新做强国内大循环的成就经验，分析当前做强国内大循环面临的科技卡点堵点及其深层成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依靠科技创新做强国内大循环的重要经验

坚持党的领导，加强科技创新统筹协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不断加强党对科技工作的全面领导，为做强国内大循环提供根本保障。在党对科技工作的领导体制机制层面，成立由中央领导牵头，各相关部门参加的中央科技委员会。中央科技委员会作为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进一步加强党中央对全国科技创新活动的统筹协调，增强各类科技政策的协同性。在科技管理体制机制层面，调整科学技术部的职能配置，主要承担中央科技委员会办公室的职责，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的统筹，形成科技创新的整体合力。各部门的科技管理职能得到加强，实现从“科技领域管理”到“领域科技管理”的转变，由此形成统一与分工有机结合的管理体制，有利于打破科技资源配置管理的条块分割、市场分割的格局，提高科技资源配置效率。

坚持人民至上，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活力。人民是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科技创新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和根本立场，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是充分尊重人民首创精神。紧紧联系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充分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不断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生动局面。二是高度重视人才第一资源作用。完善人才培养、评价、激励、选拔使用体制机制，加快培养国家战略科技人才，加大青年科技人才培养力度，积极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充分释放人才的创新活力和潜能。三是把科技创新成果惠及亿万人民群众作为科技创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强卫生健康、生态环保、灾害防治等民生领域的科技创新，缩小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和不同群体之间的数字鸿沟，确保科技进步带来的红利能够覆盖全体社会成员，促进人民群众共同富裕，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吸引更多的人民群众投身到创新创业大潮中。

坚持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破除科技创新体制机制障碍。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是增强我国科技创新内生动力、加快科技创新发展的关键一招。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不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初步构建起支持全面创新的体制机制。在科技计划管理方面，按照“全链条、一体化”设计优化科技计划体系布局，强化科技计划统筹协调，避免科技项目的重复布局和资源分散，集中力量攻克一批“卡脖子”技术难题。在科技评价机制方面，开展“破五唯”专项行动，改变单纯以论文专利数量、项目经费等量化指标评价科研人员和科研成果的做法，对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类研究等不同类型的研究成果，实行分类评价，建立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评价体系。在科技经费管理方面，在基础研究等领域推行科技项目经费“包干制”等改革措施，赋予科研人员更大的经费支配权，减少不必要的审批流程和僵化的预算管理办法，提高经费管理效率，同时加强科技经费监管，确保经费使用的合规性、有效性和安全性。在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方面，深化科技成果产权和分配机制改革，开展赋予科研人员科技成果所有权和长期使用权试点，以及科技成果转化形成的固定资产单列管理制度试点，提高科研人员在科技成果转化收益中的分配比例，激发科研人员参与科技成果转化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些改革措施能有效破除科技创新体制机制障碍，为科技创新提供更加宽松、高效的环境。

坚持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结合，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既可以发挥市场在科技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也可以更好地发挥政府弥补科技资源配置失灵的作用，实现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有机结合，这是其他国家不具有的制度优势。一是不断做强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我国在科技资源配置领域的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市场在科技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日益凸显。企业作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创新投入不断增加，企业研发投入在全社会研发投入中的比重超过77%。创新活动日益活跃，截至2024年底，国内企业拥有有效发明专利350.6万件，占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总量的73.7%。各类科技型企业大量涌现，高新技术企业、独角兽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数量持续增长，成为推动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的重要力量。二是资本市场不断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建立由主板、科创板、创业板、北京交易所等构成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为科技企业提供多样化的融资渠道，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进程。三是政府在科技资源配置中的引导调控作用得到加强。政府通过制定科技发展规划、发布科技政策、设立科技计划等方式，引导科技资源向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集聚，向企业创新主体集聚。政府还加大了对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的投入，引导各类创新主体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此外，政府还通过优化科技服务、完善科技基础设施等措施，为科技创新营造良好环境。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使得我国在科技资源配置上既能够充分发挥市场的灵活性和效率，又能够避免市场失灵带来的风险和问题，为打通国内大循环中的科技卡堵点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

坚持统筹科技发展和科技安全，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在安全中谋发展；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在发展中固安全。既要把科技的高质量发展放在首要位置，又要坚持底线思维，有效防范化解各类科技风险，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科技创新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与此同时，也面临一些科技安全方面的风险挑战，如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科技数据泄漏风险、生物安全等新兴领域安全隐患等。为统筹科技发展和科技安全，我国采取一系列有力举措。在政策层面，出台多项关于科技安全管理的政策法规，为科技安全提供坚实的法律和政策保障。在技术研发上，加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努力突破国外技术封锁，提升我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从源头上保障科技安全。在科技安全监管方面，建立较为完善的科技安全监管体系，对涉及国家安全和重大利益的科技领域进行重点监管，确保科技发展安全可控。此外，还积极开展科技安全领域的国际合作交流，与其他国家携手应对全球性科技安全挑战，分享科技安全管理经验，提升我国在国际科技安全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通过统筹科技发展和科技安全，我国在推动科技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有效防范和化解各类科技风险，为打通国内大循环中的科技卡点堵点提供坚实的安全保障。

国内大循环中科技创新卡点堵点的主要表现

高质量科技供给不足，重点产业链和供应链存在“卡脖子”风险。近年来，我国运用新型举国体制，加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突破了一批“卡脖子”技术，然而，部分领域关键核心技术依然受制于人，高质量的科技供给不足仍然是科技供需矛盾的主要方面。我国在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关键新材料等战略性、基础性领域，部分关键核心技术、核心零部件以及高端装备仍然严重依赖进口，高价值核心专利占比依然偏低，导致我国重点产业链和供应链存在明显的“卡脖子”风险。例如，在高端芯片、半导体加工设备、高端传感器、航空发动机、精密仪器仪表等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和核心零部件长期被少数发达国家及其企业垄断，对我国产业链升级和产业体系优化形成制约，影响国内大循环高质量运转。

科技、产业、金融融合不深，新质生产力形成存在“中梗阻”。由于科技创新成果与产业实际需求之间仍然存在脱节现象，从科技创新成果到产业化的转化缺乏足够的资金支持，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发展存在“中梗阻”现象。一是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技术成熟度不高，难以适配企业的技术需求。高校院所部分成果停留在论文、专利和实验室样品阶段，成果转化需要一个中试放大、规模化量产的技术熟化过程，而企业更希望获得成熟的技术，不愿意或没有能力进行技术的再开发。二是金融体系对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支持不够。银行信贷出于安全性考虑对科技项目的风险评估较为严格，缺乏投入早期、高风险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的意愿。资本市场具有相对较高的上市门槛，大量具有潜力的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和初创企业难以通过上市渠道融资。风险投资整体规模和投资能力下降，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不够，不利于科技成果转化。三是科技成果转化政策落实不到位。虽然国家出台一系列鼓励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措施，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仍存在政策落实不到位、政策协同性不足等问题，影响政策实施效果，制约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与壮大。

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一体化程度不够，人才链与技术链、产业链未能深度融合。教育、科技、人才是推动科技创新和建立现代产业体系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三者应形成紧密联动、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建议》强调，“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当前，我国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一体化深度、广度都有待提升，其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作用尚需加强。一是科研人才的培养不够。科研项目的组织没有与人才培养紧密衔接，科研项目往往注重相对短期的技术突破和成果产出，对人才培养缺乏长期系统规划，不利于创新型人才的成长。二是科教协同培养创新型人才不足。教育体系侧重知识学习传授，对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实践能力有所欠缺。三是教育、科技与产业需求脱节。高校和科研机构倾向选择处于学术前沿的科研方向，与产业实际需求结合不紧密。部分高校培养出的学生知识结构与实际岗位需求不匹配，导致“毕业即失业”的窘境。四是教育、科技、人才之间资源共享机制尚不完善。科研设施、实验数据、人才信息等资源未能实现有效共享，制约科技创新效率和能力的提升。

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不强，缺乏主导产学研合作的能力。尽管我国企业总体上已经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但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企业的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尚需强化。一是科技领军企业数量相对较少。新兴产业和科技前沿领域缺乏具有国际竞争力和行业话语权的领军企业，难以带动产业链协同创新和产业优化升级。二是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不高。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规上企业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偏低，中小企业受限于资金、人才等因素，研发投入不足。三是创新型人才缺乏。企业在创新人才培养方面存在不足，对高层次创新人才吸引力有限，高层次创新人才和复合型人才短缺，尚不能完全满足企业科技创新的需求。四是产学研合作不够紧密。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尚未有效建立，企业缺乏利用外部创新资源提升自身科技水平的能力。

基础研究薄弱和原始创新能力不足。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薄弱是国内大循环在科技领域的根本性短板，这一短板使得我国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科技竞争，构建国内大循环时易处于被动状态。一是基础研究投入强度偏低。尽管近年来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大幅增加，但投入强度仍然偏低，2024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占R&D经费比重不到7%，与主要创新型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二是缺乏原创性的重大科学发现和理论突破。在量子信息、合成生物学、脑科学与类脑智能等国际前沿科技竞争领域，许多核心理论、底层算法和关键工具仍依赖国外，实现“从0到1”原始创新的能力不足。三是基础研究的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有待完善。基础研究评价偏重论文数量和短期成果，对长期性、原创性研究的支持不够，对失败的宽容度不够，导致科研人员倾向于开展风险小、易出成果的研究项目，缺乏对重大科学问题的长期深入研究，制约基础研究能力和原始创新能力的提升。

科技创新卡点堵点的原因分析

大国博弈与科技竞争日趋激烈，外部不确定性显著增加。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加速演进，以中美科技竞争为核心的大国博弈持续深化，我国面临的外部不确定性显著增加。一是发达国家的科技脱钩。一些发达国家以国家安全或“去风险化”为由不断强化对关键核心技术、高端装备和战略资源的管控，采取“小院高墙”策略与我国脱钩，试图通过技术封锁、出口管制、联盟围剿等手段遏制我国科技发展。二是国际科技竞争规则和标准不断变化。我国在参与国际科技合作与竞争时面临着更加复杂的规则和更高的合规要求。三是非科技因素的影响。地缘政治冲突、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等非科技因素对国际科技合作和良性竞争产生负面影响，科技交流合作受限，科技人才流动受阻。这种日益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使我国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更为迫切。然而，要在短期内完全替代国外技术和产业生态难度较大，这给我国打通国内大循环中的科技卡点堵点带来严峻的风险挑战。

科技创新仍然存在体制机制障碍，体系化创新能力有待提升。当前我国科技创新体制机制还存在一些障碍和问题，不适应科技革命和科技发展的需求。一是在科技管理体制上，央地之间、部门之间存在职能交叉、协调不畅的问题，不同部门制定的科技政策，以及科技政策与其他政策之间，有时会出现衔接不畅甚至相互冲突的情况，影响政策的实施效果。二是在科技资源分配机制方面，一定程度上存在政府“越位”和“缺位”的情况，致使科技资源难以实现高效配置。三是在科技项目管理机制方面，项目申报、评审、立项、验收等环节烦琐，周期较长，资金到位不及时，降低了科研效率。四是在科技人才评价机制方面，分类评价落实得不够好，单一化的评价标准难以全面、客观地评价科技人才的创新能力和实际贡献，“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五唯”现象仍未完全杜绝，影响科技人才创新积极性和创造力的发挥。这些体制机制障碍制约我国体系化创新能力的提升，进而影响国内大循环科技卡点堵点的打通。应积极倾听并回应广大科研人员的建议和诉求，下功夫打通政策落实的具体制约环节，增强政策可操作性。

科技创新生态尚不完善，全社会创新创业活力有待进一步激发。良好的科技创新生态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增强创新创业活力的重要保障。当前，我国科技创新生态还存在一些短板，影响创新创业活力的充分释放。一是在创新主体协同方面，产学研合作信任度不够，以短期项目合作为主，缺乏基于共同愿景和长期利益的战略合作，导致产学研各方优势没有充分发挥，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不够顺畅。二是在创新服务支撑方面，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市场化、专业化服务能力不足，难以满足创新主体在科技咨询、技术评估、技术交易、知识产权运营、科技政策解读等方面的多样化需求。三是在创新文化培育方面，敢于质疑、敢冒风险、不怕失败的精神不够，全社会对失败的包容度不足，创新风险分担机制尚不完善，导致全社会创新创业氛围不够浓厚。四是不同区域的创新生态存在显著差异，东部地区明显优于中西部地区，制约了创新要素的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这些问题的存在，影响创新创业活力的充分激发和科技卡点堵点的有效打通。

打通国内大循环中科技创新卡点堵点的对策建议

采取超常规举措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瓶颈，强化高质量科技供给。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和长远发展，聚焦集成电路、工业母机、高端仪器、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生物制造等重点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运用新型举国体制，在总结借鉴过去经验的基础上，组织实施新一轮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和重点研发计划，推广“揭榜挂帅”“赛马制”等新型项目组织方式，组织调动全国优势科技力量进行集中攻坚，力争早日做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坚持自由探索与有组织科研相结合，加强对人工智能、量子信息、深海空天等前沿科技和未来产业的战略布局，努力抢占全球科技竞争和产业发展制高点。高度重视以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绿色技术赋能传统产业，以科技创新引领钢铁、石化、纺织等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全面提升国内大循环的供给质量和效率。

深化科技、产业、金融融合，形成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进一步完善科技、产业、金融三者之间的协同机制，形成科技、产业、金融的良性循环，促进技术、资金、信息、资源等要素顺畅流通。一是深化科技与产业融合。围绕产业链部署科技链，围绕科技链布局产业链，搭建更加精准高效的产学研合作平台，让科技成果与产业需求实现精准对接。鼓励和支持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一批高水平的技术创新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等重大科技创新平台，着力提升从基础研究到技术攻关，再到技术成果转化应用和产业化推广的体系化创新能力。大力培育和发展市场化、专业化、国际化的科技中介服务机构，为创新主体提供涵盖概念验证、中试熟化、技术评估、投融资对接、市场拓展等环节的全链条、一站式服务。二是金融赋能科技与产业发展。金融机构要深化金融创新，开发符合科技创新需求和科技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多样化金融产品。进一步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在适度控制风险的基础上降低科技企业上市门槛，让更多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科技企业能够在资本市场上市。同时，推动服务科技企业的融资担保业务模式创新，发挥与科技保险的互补作用，共同完善科技金融风险补偿机制。鼓励支持金融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同时建立容错机制，挖掘一大批具有潜力的科技“种子”，并把这些“种子”逐步培养成“参天大树”。

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激发各类企业内生创新动力。强化企业在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和成果转化中的主体地位，着力提升企业科技创新能力。一是强化科技领军企业培育机制。通过政策引导、资源倾斜等方式，培育壮大一批科技领军企业，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和行业话语权，加强产学研和大中小企业协同创新，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共同发展和产业技术进步，在产业技术创新中发挥引领作用。二是引导企业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力度。通过设立专项基金、提高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等政策措施，引导企业加大创新投资，提高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特别是要支持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创新，激发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创新活力。三是加强企业创新人才队伍建设。制定针对性的人才培养和引进政策，大力培养企业家队伍，吸引高层次创新人才和复合型人才，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四是加强产学研战略合作。推动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建立更加紧密的产学研合作关系，提升企业主导产学研合作创新的能力。

加强基础前沿研究投入与布局，提高原始创新能力。加强基础前沿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是从根本上解决国内大循环科技卡点堵点的关键举措。一是大幅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加大财政对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的稳定支持力度，引导企业和社会资本增加基础前沿研究投入，推动我国科技创新从跟踪追赶向跨越引领转变。优化基础研究投入结构和方式，稳定支持一批顶尖科学家和优秀青年人才开展好奇心驱动、面向长远和世界科技前沿的基础研究。二是优化基础研究评价体系。坚决破除“五唯”倾向，加快建立以学术贡献和创新质量为核心的评价机制，牢记学术评价的“初心”依然是促进知识创新。三是更加重视颠覆性创新。增加颠覆性技术创新投入力度，建立符合颠覆性技术创新特点的项目立项、评审、验收、经费使用、团队组建机制。四是开展更加广泛的科技交流合作。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积极参加国际科技交流合作，融入全球和区域创新网络，加强与国际顶尖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的合作，主动吸引全球高层次科技人才来华从事基础前沿研究工作。五是加快基础前沿研究范式转变。实施“人工智能＋”科学技术行动，加快科研范式向智能驱动转变，催生具有重大国际影响力的原创性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

持续优化创新生态，营造全社会创新创业氛围。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营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创新生态。一是深化政府科技管理体制改革。加快政府职能从管理向治理、从创新向服务转变。开展科技政策与产业政策、财税政策和金融政策等一致性评估，优化政策协同机制、形成政策合力，确保各项科技创新政策能够精准落地。二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体系，加大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惩处力度，切实保护创新主体的合法权益。三是培育创新文化。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基因，吸收世界先进文明成果，培育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文化。弘扬科学家精神、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鼓励创新、敢冒风险、宽容失败的文化氛围，让创新成为全社会共同的价值追求。加强科普宣传教育，提高公众科学素养，激发公众对科学技术的兴趣和热爱，为科技创新奠定深厚广泛的群众基础。四是推动建设科技统一大市场。统筹国际科技创新和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完善区域创新体系，着力打破行政分割、区域分割与制度障碍，推动建立统一开放、规范有序的技术交易市场、人才流动市场和数据要素市场，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结语

做强国内大循环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科技创新则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引擎。我国在依靠科技创新赋能国内大循环的实践中，积累了坚持党的领导、秉持人民至上、深化体制改革、统筹发展与安全等宝贵经验，为后续突破发展瓶颈奠定坚实基础。当前，高质量科技供给不足、产学研用融合不深、人才链与产业链脱节、基础研究薄弱等科技卡点堵点，仍对国内大循环的顺畅运转形成制约，其背后既有大国科技竞争加剧的外部压力，也有体制机制障碍、创新生态不完善的内部因素。打通这些卡点堵点，是一项系统性、长期性的战略任务，需要凝聚全社会合力、久久为功。应坚持以超常规举措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瓶颈，以深化科技产业金融融合激活创新动能，以强化企业主体地位汇聚创新力量，以加大基础研究投入筑牢创新根基，以优化创新生态营造良好氛围。通过各方协同发力，持续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促进创新要素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才能让科技创新真正成为引领产业升级、畅通经济循环的强大动力。面向未来，只要我们牢牢把握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导向，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市场优势与人才优势，不断破解发展难题、补齐发展短板，就一定能强化科技对国内大循环的支撑作用，推动国内大循环持续做强做优，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

文章来源：《学术前沿》杂志2025年第23期（注释从略）

原文责编：韩 拓

原文美编：梁丽琛

新媒体责编：梁丽琛

转自：学术前沿杂志公众号